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，中华诗词文化源远流长。《大学》云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”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国家、社会、家庭和个人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，奠定了包括诗人在内的国人（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）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道德理想与行为标准。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到唐诗宋词，从古代到现代当代，从乱世到盛世，尽管星移斗转，时过境迁，但无数仁人志士都用诗词这种文体抒发着自身的“情”与“志”。历代大量诗词作品中所凝聚的家国情怀，始终是“诗言志”的永恒主题。

   千百年来，中华诗词中所蕴涵的家国情怀，通过一代又一代人读诗、写诗与用诗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得到传承与发展，进而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。中国诗歌史表明，自《诗经》以来，诗的体式尽管多有变化，诗人的思想观念也多是儒释道三者相融，但最为核心的义理仍不脱儒家思想，包括审美取向在内的深层心理，仍然是儒家文化精神。这也正如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关于“儒家深层结构说”所言：“儒”（家、学、教）的重要特征之一，是它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一定系于人们是否自觉地认同和承认它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，它已化入为汉民族某种文化——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，千百年来对广大知识分子并由之而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情感、行为活动一直起着规范作用；并由意识而进入无意识，成为某种思想定势和情感取向。包括所谓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（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）、关注国事民瘼的济世情怀（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）、重视立身处世的道德修身（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）等等，便至今仍然影响着或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活动中。比较起来，佛的出世（佛也济世救人，但主要拯救灵魂），道的超脱（道也独善其身，但否定人事）、法的阴狠、阴阳的术数、墨的摩顶放踵，其影响和作用反而远居其次。因此，如果在这样一种层次上来理解“儒”，则可以有一个更为宽泛的观念或概念，即它主要指积淀在人们（主要通过士大夫知识分子）的意识、心理中的自觉和不自觉的某种特质和性格。”李泽厚所揭示的“儒家深层结构”在文化心理上的客观存在，可以从古往今来的诗词文化中得到证实。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（《诗大序》）从“诗”与“心、志”意义上讲，“诗言志”中的家国情怀，正是源于诗人心理中的“儒家深层结构”。

   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杰出诗篇，就充分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，刚正不阿的斗争意志，自强不息的求索精神，“独立不迁”的人格特质。《离骚》中的名句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；《国殇》中的名句：“身既死兮神以灵，魂魄毅兮为鬼雄”；《橘颂》中的名句：“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兮”；就不断激起后世仁人志士的共鸣。可以这么说，正是在“儒家深层结构”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影响与作用下，古往今来，历代诗人都极其推崇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在他们的诗词作品中，始终闪烁着“家国情怀”的光辉。

   唐代大诗人李白既有报效国家的理想：“中夜四五叹，常为大国忧”（《赠江夏韦太守》），又有投笔从戎的追求：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净胡沙”（《永王东巡歌》）；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，尽管一生不得志，后半生更是颠沛流离，但他仍不改初衷，忧国忧民，常常概叹：“乾坤含疮痍，忧虞何时毕”（《北征》）、“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”（《登岳阳楼》）。宋代大诗人陆游临终前所写的绝笔诗《示儿》：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至今读起来仍然感人肺腑；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，身在福建前线，眺望京城，用绝句“十年驱驰海色寒，孤臣于此望宸銮。繁霜尽是心头血，洒向千峰秋叶丹”来表明自己尽管孤立无助，但却要抗战到底的赤子之心；近代女革命家秋瑾也是一位才女，她有鲜血与生命实践了自已用诗句写成的誓言“拼得十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”……古往今来，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中所蕴涵的这国情怀，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犹如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，无声地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。诚然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国情怀必将会赋予新的内涵。当今诗人更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顺应时代潮流，立足时代潮头，在讴歌中国梦，涵养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，将家国情怀进上步发扬发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