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诗词不是纯粹的艺术，还肩负着诗人的社会责任。千百年来，诗人的这种社会责任体现为中华诗词的教化功能——“诗教”。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。”孔子教人，主张“兴于诗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包咸对“兴于诗”的解释是：“兴，起也，言修身当先学诗。”（《论语·集解》引包咸注）孙子提出：“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尽管孔子所说的“诗”是特指《诗经》，但也是对整个诗歌社会功能的全面概括。霍松林先生认为：“‘可以观’，指可以从诗歌中观察人生、观察社会、是讲诗歌的智育功用。”“‘可以兴’、‘可以群’、‘可以怨’，指的是诗歌的德育功用。”

   实际上，随着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，《诗经》既成为君主教化人民的教材，也成为臣下讽谏君王的工具。《诗大序》对于贯穿在整个《诗经》中的诗教规范作出了如下总结：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”正如王长华、易卫华在《〈毛诗〉与中国文化精神》中所指出：“‘主文而谲谏’，也即通过诗篇的文字含义，含蓄而温婉地批评和劝谏，这是《诗大序》所主张的最基本的原则。”古人关于《诗经》的这些论述，对我们理解传统诗词的教化功能很有意义。显而易见，作为“风、雅、颂”的作者——诗人的社会责任也就不言而喻了。尽管中华诗词不可能让人物质上富有，不可能直接改变人的现实命运，但却可以改变人精神上的贫穷，让人的心灵得到安慰与激励，起到感化、激发与凝聚人心的作用。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，传统诗词创作与传播的途径十分快捷，其内容“温柔敦厚”的固有特性，可以用轻松的文字表达沉重的主题，为促进社会和谐，化解热点问题传递正能量。

   中外历史上的伟大诗人，都是时代精神的守护者，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，是家国情怀的传播者。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，李大钊撰写的名联应成为诗人的座右铭。长期以来，古人关于“诗言志”与“诗缘情”的说法家喻户晓，但不知是何原因，唐代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》中提出的“诗缘政”说，却被人们遗忘。王长华与易卫华研究《毛诗》与中国文化精神时指出：“《诗大序疏》云；‘风、雅、颂者，皆是施政之名。’此乃讨论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诗体不同的原因，《正义》归之为由于所言之政不同，故诗体也就不同。”他们还认为：“与‘诗缘政’紧密相关，孔颖达又提出了两个支撑这一理论的概念。一是‘非君子不能作诗’……二是‘诗人救世’”。至于说，孔颖达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如何，可以由学界深入探讨，但至少可以看出，自古以来，中华诗词与“政”的关系密切，必须为“政”服务。

  “诗缘政”理论告诫我们，诗词创作（特别是进入公众传播领域的作品）决不是个人的“浅斟低唱”，而关乎社会大众的审美体验。白居易就明确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他自言新乐府诗是“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也。”（《新乐府序》）从某种意义上讲，“非君子不能作诗”之道要求诗人认真履行社会责任，既包括文化意义上的责任，也包括现实意义的责任。当前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的最强音。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，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。作为“兴观群怨”的主体，当代诗人应该用积极的心理，去捕捉积极的意象，创造积极的诗境，让“诗言志”中的家国情怀在新的时代大潮中得到持续不断的传承与发展。